「支那」怎麼會變味？

支那一詞，源自大秦帝國的「秦」字轉音，創於印度，西傳歐洲，東傳中國、日本。

日本學者實藤惠秀教授（Sanetou Keishuu, 1896—1985）考證，支那傳入日本之後，經歷了約600年的漫長歲月（約1106嘉承元年／北宋崇寧5年－1713正德3年／清康熙52年），才發展成為通用詞彙。

實藤教授指出，支那在江戶時代（1603－1867），「只在一些地圖上出現」，至明治時代（1868－1912），才生根成長。甲午戰爭（1894－1895）之前，一般老百姓沒有使用支那這個詞。

實藤教授在《中國人留學日本史》第4章〈留學生與日本人〉第29節〈國號問題〉（第121頁—134頁）說：

「1895（明治28，按：清光緒21）年，李鴻章（按：1823清道光3年－1901清光緒27年）在馬關（按：現在日本中國地方山口縣下關市）議和，結果日本獲得2萬萬兩（按：白銀）賠款及佔據台灣。日本人因此洋洋得意，對中國的態度變得輕蔑起來。支那一詞也從此在日本語言中生根，而且很快便融混了輕蔑之意。」（第131頁）

甲午戰爭之後，日本人對支那一詞混入了輕蔑的音調，這是支那一詞變味，乃至中國人反感的原因。

 

《中國人留學日本史》第121頁

說明：

．《中國人留學日本史》列舉甲午戰爭前的近800年間，曾經使用「支那」一詞的日本出版物，共18種──

平安時代（806－1185）3種：《東大寺要錄》、《今昔物語》、《性靈集》（空海大師詩集）［1106］。

江戶時代（1603－1867）2種：《采覽異言》（新井白石世界地理書）［1713］、《宇內混同秘策》（佐藤信淵）［1823］。

明治時代（1868－1912）13種：《遺失的藥》（默阿彌劇本）、《西洋聞見錄》（村田文夫）［1869］，《西洋紀行．航海新說》（中井弘）［1870］，《世界都路》（垣魯文）、《外國僱員一覽》（日本政府）［1872］，《萬國奇談》（翻譯書）、《北支那戰爭記》（Narrative of North China Campaign of 1860, London, 1861，英國人斯溫霍Robert Swinhoe原著、箕作麟祥等譯）［1873］，《吉備大臣支那譚》［1875］，《漂流奇談》（默阿彌劇本）、《萬國史記》（岡本監輔漢文譯本）［1879］，《新體詩抄》（外山正一編）［1881］，《花井梅》（默阿彌劇本）［1887］，《會津產明治組重》（竹柴其水劇本）［1894］。

「支那」是怎樣誕生的？

支那一詞，源自「秦」的轉音。

歷史學家羅香林教授（1906—1978），在《中國通史》第24章〈秦漢之武功〉（第144頁），作了扼要的說明：

「中國自嬴秦（按：公元前221—前207）御宇，建立強有力之中央政府，劃疆定界，震讋（按：震懾）四鄰，國族之意識日濃，文化之播揚日遠，西人至今以支那呼吾民族國家，支那者蓋秦之轉音，西方各國之知有中國，蓋自嬴秦始也。」

日本學者實藤惠秀教授（Sanetou Keishuu, 1896—1985）亦認為，在支那一詞來源的眾多說法中，此說最為人接受。他在《中國人留學日本史》第4章第29節〈國號問題〉（第128頁）說：

「秦始皇（按：贏政，前259－前210）聲威遠被印度（按：時稱「身毒」），而秦字的讀音是chin，印度人在chin之後加上母音，向東流入中國，向西傳到歐洲。在歐洲，中國讀作Chi-na，China或Chine。中國唐代（按：618－907）僧侶到印度學習佛法，在該國聽到別人稱中國為Chi-na。正如一般出洋人士一樣，這些僧侶也愛倣傚別國語言，故稱中國為Chi-na（支那）。在他們所譯的佛經上，往往出現『支那某地某人譯』字樣。Chi-na的寫法有支那、脂那、至那等。Chi-na作為國名，也沿用印度語的讀音，寫震旦或振旦。」

實藤教授指出，支那對於中國人來說，只是用漢字寫出Chi-na這個外來詞的結果而已。

《中國通史》封面

說明：

．《中國通史》，中正書局（台北）1992年5月重排本第一次印行。

．《中國人留學日本史》，實藤惠秀著，譚汝謙、林啟彥譯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82年初版。

李師師艷聞的3疑點2破綻

北宋汴京紅歌妓李師師，與大詞家周邦彥（1056仁宗嘉祐元年—1121徽宗宣和3年）、大嫖客趙佶（徽宗皇帝，1082神宗元豐5年—1135南宋高宗紹興5年）的一段虛妄艷聞，首次出現在南宋時代張端義的《貴耳集》。

在張端義筆下——

一，周邦彥因躲在床底偷聽了趙佶和李師師的「謔語」而寫成〈少年游〉一詞：「道君（按：道君皇帝趙佶）幸李師師家，偶周邦彥先在焉，知道君至，遂匿於床下。道君自攜新橙一顆，云江南初進來，遂與師師謔語。邦彥悉聞之，櫽括成〈少年游〉。」

二，周邦彥的官職是開封府監稅：「李師師因歌此詞（少年游），道君問誰作？李師師奏云：『周邦彥詞。』道君大怒，坐朝，諭蔡京云：『開封府有監稅周邦彥者，聞課額不登，如何京尹不案發來？』」

三，周邦彥因寫〈少年游〉得罪皇帝，被免職驅逐離開京城時寫了〈蘭陵王〉：「隔一二日，道君復幸李師師家。不見李師師，問其家，知送周監稅。道君方以邦彥出國門為喜，既至，不遇，坐久至更初，李始歸，愁眉淚睫，憔悴可掬。道君大怒云：『爾往哪裏去？』李奏：『臣妾萬死，知周邦彥得罪，押出國門，略致一杯相別，不知官家來。』道君問：『曾有詞否？』李奏云：『有〈蘭陵王〉詞。』」

四，聽罷〈蘭陵王〉，皇帝轉怒為喜，周邦彥因此升官了，當上大晟樂正：「曲終，道君大喜，復召為大晟樂正。後官至大晟樂府待制。」

對於這段艷聞，國學大師羅忼烈教授（1918—2009）的〈談李師師〉，指出3個疑點、2個破綻：

疑點是：

一，趙佶在位時特設的大晟府（1105徽宗崇寧4年—1120宣和2年），沒有大晟樂正和大晟樂府待制這兩個官職。

二，1111政和元年，55歲的周邦彥官至衛尉正卿，不可能兼任監稅這等小官。

三，以周邦彥當時的年紀、官位，應該不會流連妓院。

破綻是：

一，李師師的年紀（約生於1062），比趙佶（生於1082）大約20歲，不大可能被趙佶看中。

二，文中提及周邦彥的〈少年游〉和〈蘭陵王〉兩首詞，實際寫作時間相距40年，並非同一時期作品。

 

《兩小山齋論文集》封面

說明：

．〈談李師師〉，載《兩小山齋論文集》第117—132頁，中華書局（北京）1982年7月第1版。